是好朋友一样馁。」我震惊地不知道该说什麽。那一年，阿金35，我13岁。「我还没来台湾之前，我朋友叫我跟她们一起去当nv兵，我的前夫对我不好啊，我只想着离他越远越好。後来我来台湾，这里一样是要工作。」阿金有所顾虑的顿一顿：「当初当兵退休的朋友，现在都好几栋房子了，她们在电话中对我哀，说哎呀阿金命苦啊。没办法啊，这是人的命。」作为阿金在工作现场唯一的倾听者，我的立场很复杂。我知道古板而固执的阿嬷对阿金多麽刻薄，却无法真正做出什麽，改变社会结构下、历史背景里，多数人选择倾向的歧视观点。因为选择恶意，b起选择耐心理解所带来的成长阵痛容易许多。

阿金和阿嬷当然是不欢而散，还好，她离开的那一天，带着尊严。她用力抱着我，在我耳边轻轻说：「你对我最好，阿姨知道。有空来桃园玩，阿姨招待你。再见！」我知道这句话的意思是再也不见，要我珍重。来不及告诉阿金我听懂了，她的计程车也没等我跑到yan台和她挥手。

至少她的台湾夫家很ai护她。那是我想起阿金唯一安慰的事。

後来我决定和「家里凭空冒出来的工作者」保持距离，第二位看护显然和我抱持一样的想法，她很年轻、虔诚，理x、说一不二，坚决不多做份外的事，包含帮忙看顾我家的柯基犬。她说她的信仰不容许信徒豢养宠物，每一天她要披巾祷告五次。披巾五颜六se。

第三任看护叫做米娜，和阿金的年龄差不多。她打破了我想要保持距离的想法。她随和、善良、使命必达、有时候有点顽皮。因为第一任雇主是大甲人，所以她讲着一口十分流利的台中腔台语。她会帮忙照顾我们的狗狗，用一种小孩子向大人坦承做坏事的语气说：「哦我不常祷告，应该就可以帮忙照顾狗狗吧！祂会原谅我的。」她也是阿嬷唯一真心喜欢的看护。

有一天她兴高采烈的从市场回来，说：「妹妹，你看我买到我家乡的泡面欸！做给你们吃好吗？」那几年印尼泡面还未在各大超市普及，我和妹妹兴奋的看着米娜流利的动作，拌面、打蛋??她说，一定要乾炒，面条才会香脆。

我至今再也没吃过那麽道地的印尼泡面了。

米娜是最後一位看护，甚至是一位家人。阿嬷失去呼x1的那天，她慌张着急的模样、哭泣的模样，烙印在我心中恒久。办完後事的一个礼拜，众人未走出伤痛，她面露一种心碎，像是很遗憾没办法陪伴我们到重新好起来的那一天。

这刚好是她在台湾的最後一个聘雇任期，我们请她吃一顿好的，她到最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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